《比特派转trx不足》教培行业从业者:等一个华丽的转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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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前,这个95后女孩还站在讲台上,以新东方教培老师的身份给小学生讲阅读的方法、写作文的套路和模板。作为考评的主要指标,她的“续课率”和“学生量”一直维持在高位,她也因此晋升为学科主管。

但师范专业毕业的她心里一度怀疑自己“误人子弟”,觉得教的内容“真的很应试”。她能感受到父母身上的焦虑已经“过了火”。“没办法,补课的就是比没补的分高”。

很快,高速行进的行业被踩下“刹车”。去年7月,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“双减”政策)出台,教培机构面临转型。面对骤减的业务和薪酬预算,数以万计的从业者或主动、或被动地离开了这个红利消退的行业,开始一场新的职业大迁徙。

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毕业就进入教培机构,拿过超出同期毕业生的薪资。一些人从过往的能力积累中找到新的职业方向,雍佳就是其中一员。她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,投递出超过300份简历,面试了近50家公司,在今年年后成功入职一家互联网大厂。

她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在社交平台,引来同行数不清的咨询。事实上,很多人在寻求新工作和转型路径中并不顺利,他们有的简历遭到HR(人力资源专员)的“嫌弃”,在面试时被“压价”,有的在新公司再次被裁员、欠薪,有的迟迟无法找到心仪的工作,一边焦虑,一边靠赔偿金维持生活。

互联网招聘平台拉勾网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,有7.4%的在线教育从业者继续留在教育行业,80%的从业者流出,其中8.7%流向游戏行业、6.8%流向人工智能服务行业、5.7%流向电商平台等。

在社交平台,有人分享,“前段时间老公接了个车险电话,开始称呼他先生,说着说着称呼变成家长,感觉是教培行业转型的同行。”

“你留在新东方应该也能火。”雍佳的朋友们调侃。6月爆火的“最有文化的直播间”,正是雍佳的前同事转型而来。这也让聚光灯再次打在了这群转型的教培人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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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最后离职时间是什么时候?”“今天。”去年9月的一个周四,从HR口中得到这样的答案时,曹欣倩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她躲过了公司的第一批大裁员,以为自己是幸运的。“双减”政策落地后,HR开始找各部门谈话,她看着身边的人越来越少,工位空了一大片。

作为“双一流”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的研究生,这个安徽姑娘在2019年毕业后“顺理成章”地被高薪资吸引进入教培行业。在学而思工作了两年,跳槽到新东方在线成为学科主管,除了在线授课,还负责公司一些“一对一”教师的培训。领导一度告诉她,“一对一”的业务可以继续。没想到,不到一周,HR就拿着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找她谈话。

她能感受到公司的财政在缩紧。刚来时,公司可以支付她在打车软件的专车行程,渐渐变成快车,直至不能使用。考勤也是一样,一开始,她在地铁站就能用手机软件打卡,可以悠闲地买个早餐再走到工位,随着教培行业监管风声越来越紧,打卡的范围也越来越小,最后改成人脸识别。“印证了一个说法,当一个公司严查考勤的时候,它可能就会出问题。”

“我有这个预期,但让我当天就离职,心里还是不能接受。”她那时刚跳槽到新公司4个月,没来得及平复心情,就又打开了招聘网站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,曾婉如也在找工作。她刚刚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裁员。2018年毕业后,她加入朴新网校,成为一名英语教师。2020年11月,因为公司的业务线调整,她所在的朴新网校从集团剥离,她选择离开。当时,在线教育行业正如火如荼,很快,她就以英语教师的身份加入了另一家在线教育公司作业帮。

在那里,她除了答疑解惑,还负责“答主”的社群运营。13万“答主”基本是兼职,主要由“双一流”高校的大学生构成,也有部分一线任职的教师。他们帮助实现作业帮App的核心功能——拍照搜题。公司把市面上教辅材料的题目扫描入库,分发给“答主”完成。如果用户上传的图片是数据库里没有的新题,“答主”则像外卖骑手接单一样,接手解答,审核通过就能获得4-6元不等的报酬。

曾婉如要把这些“答主”组织起来,还主办过几次线上分享会。她要解决“答主”们形形色色的问题。有的“答主”会在群里讨论某道题的解法,一言不合就在群里battle(对决)。有的向她抱怨,自己的答案明明是对的,却被审核判断为错误。有的则反馈,时间充足的时候想多领点题,却因为系统是按“答主”的等级分配而无法实现。

她还从零开始搭建了所在团队的公众号,负责内容更新,很短时间就实现了10万多人的关注量。这些她引以为傲的工作经历,在她试图转行时却帮不上忙。“你之前做的这些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特别牛的事。”一些面试官的话让她感到很不舒服,“最近像你这样出来的人多了去了,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?”

“受人嫌弃,感觉好像我们没有价值了一样。”她记得去年7月底,几乎整个部门一起接到了HR裁员的通知,一排桌子,一个放着协议,一个摆着箱子收工牌,一个箱子收工作电脑。“给您N+1的赔偿,签了字你就可以走了,不用来了,工资结到月底。”

她当时甚至有些庆幸,“公司裁员比较早,市场竞争还没那么激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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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佳能够感受到竞争的激烈。去年8月,她就开始学习新领域的知识,在招聘软件上投简历,也投一些小公司积累面试经验。到了10月她发现,“能得到的回复不多了”。她和同事最初觉得新东方的平台不错,预期都挺高的,“去不了字节,去不了腾讯,最差去个百度。”但投了两个月简历,发现这些互联网大厂连面试机会都不给。

“很多公司看到你是教培相关的简历,它完全不搭理你。”甚至有公司在招聘需求中注明,“不要教培人”。

当时秋季学期还未结束,课程因政策被收缩到周中,很多学员选择了退费,老师们的收入下降得很快。政策不允许在周末进行学科培训,公司又要“开发新产品”,他们就组织到颐和园“研学”的“写作半日营”,老师们“像导游带团一样周周去颐和园”。

那段时间雍佳尤为挣扎,改了20多遍简历,每天简历都投到招聘软件设置的上限。她花4698元报了为期半个月的线上职场培训课,感觉“被割了韭菜”。“讲师也是大厂来兼职的,讲一些互联网的基础知识,比如产品分析、电商模型,但一节课有一半时间都在让你分享上节课的作业,更像是职场人来讲自我提升、提高工作效率的东西,对面试没有帮助。”雍佳说。

她还花钱报过职场社交软件上大V开的面试简历辅导课,发现“这个人特别不靠谱儿,差评很多”。她也遇到过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团队,教她简历怎么针对岗位要求进行修改,对她的意向岗位进行面试的拆解,分析面试官可能提的问题,甚至会告诉她问题应该怎么答。“一般会把他们说的那些话记下来,然后多面试几次就OK了,能通过他们的思维去回答了。”

在“升级后”的简历里,她完全隐瞒自己从事教学几年、教授多少学生的经历,“如果写在简历上是会被歧视的,公司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和岗位相关的工作经验乃至资源”。她会根据岗位的方向不同,在简历的“学科运营”或“开发教育产品”上侧重修改。

真正的问题是“隔行如隔山”。面试过程中雍佳发现,面试官让她分享过往的工作经历时,往往她讲得挺开心,自以为挺好,但坐在对面的人根本听不懂。“很多词和逻辑都是不一样的,不在一个体系。”

她举例说,“教培行业把低价吸引新学员的班叫‘入口班’,把学员转化到‘正价班’叫留存,学员毕业后要引导他报下一阶段的课程,这叫‘出口班’。”但面试官可能听不懂,她后来学会用“互联网黑话”解释:“拉新”“增加用户黏性”“延长用户的生命周期”。

有时她也没听懂面试官的问题,“好几次我回答完之后,他会重复再问我这个问题。”她只能在面试结束后复盘,回去搜索诸如“数据指标体系”“用户模型漏斗”的知识,让它们化为己用。

面试了近50家公司,她也有了自己的感悟,“面试时,除了简历要精彩,有数据之外,真正显示实力的部分可能就占30%,20%是展示和表演,剩下50%是诚恳。要让面试官相信简历上的东西是你自己做的,你有能力胜任这个岗位。”

去年11月开始,雍佳陆续接到录用通知,她心里有了底气。12月28日,她结束了在新东方两年的工作生涯,一个多月后入职互联网公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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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欢迎教培行业来投。”在被辞退的那个下午,曹欣倩看到了这样一条招聘启事。

岗位来自一家老牌招聘网站,工作内容是“负责直播的工作,涉及出差,写直播脚本,负责直播间流程把控。”

投递不到20分钟,曹欣倩就接到了面试电话,按照要求,她还提供了自己的讲课视频和之前写过的文案。仅仅两天,新公司就通知曹欣倩入职。直播是这家招聘网站的新业务方向。在曹欣倩所在的工区,悬挂着标语“万里长城永不倒,直播团队少不了”。

她所在的团队,7个员工中,5个都来自教培行业,曾婉如也在其中。团队主要向企业用户提供直播产品,让企业在该网站的直播间推销岗位,“直播带岗”。

“感觉直播和上课是有共同之处的。”这是曹欣倩选择这里的原因。进入教培行业时,她经历过一个半月艰苦的练课磨课,“一节课的内容让你选讲10分钟,领导批评你1个小时:哪里语速不对,哪个知识点讲得不对,PPT哪里做得不够好……”每天练到凌晨两点多,4点多吃个火锅,早上9点继续练课。有来自东北的同事讲课带口音,领导安排他们每天照着《新闻联播》练发音,直到纠正标准。

寒暑假前,她也要经历将近半个月的拓展培训,同样是练课。培训的终审是把自己上课的视频录下来,拷贝到大屏幕上,领导们当面点评。曹欣倩回忆,“上课过程中,一个语调的起伏可能就会影响学生的情绪,特别是在线课程,所以要反复练。当时真的尴尬,但被‘拷打’出来了。”

这种“拷打”让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今年“6·18”期间,她化着精致的妆容,坐在镜头前向招聘企业直播介绍“岗位代播”新产品。“我们的带岗主播能够给大家职场建议,推荐最好的公司和最好的岗位、足够专业的人。”平均每分钟有近400个汉字从她的嘴里吐出,配合抑扬顿挫的语调,时不时插几个段子,信息密集又不让人厌烦。她的手边摆放着一个两升容量的大水杯,时不时润润嗓子,那是她当老师时就开始用的。

曾经很多学生喜欢曹欣倩大大咧咧、咋咋呼呼的性格,“就吃你这一挂”。 在教培机构时,每个老师都要形成自己的风格,有的是“温柔姐姐”,有的是段子手。他们给曹欣倩PS了一个表情包,“仙女姐姐来上课了”。有时曹欣倩的一个电话,就能解决让家长头疼不已的问题。150元的“入口班”往往有几千人来上课,“愿意为你付4000多元留下来的学生,一定是特别喜欢你的。这一点也和主播特别像。”因此,她在直播时也不会拘谨,大胆地表达自己。

团队负责人刘甦记得,曹欣倩刚来时,直播带岗刚刚兴起,带货主播的“话术”市面上很多,但怎么在直播间里把岗位推荐给用户,并没有相应的模式。曹欣倩翻书、查资料、研究别人的直播,很快出了一套类似教案的培训手册。“很系统,这是她教研能力的体现。”手册里,主播要把公司福利像“知识点”一样做拆解和分析。比如,“五险一金”分别是哪方面的福利,包吃住怎样介绍给求职者,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。

这是教培行业的经历在她们身上留下的印记。这种印记有时也会在新领域“帮倒忙”。曾婉如刚开始直播时,在没有弹幕互动的情况下,会不自觉地说“好的,我们来讲下面这一块儿”。领导批评她,怎么老是“好的好的”。她回想起来,这可能是以前练课时,模拟学生回答问题留下的习惯。

雍佳也发现,以前在教培行业,她喜欢把一个复杂的东西简单化,让别人能听懂,但在互联网公司不一样,“写周报的时候要在PPT里加上各种黑话,简单的问题复杂化。”

刘甦从2000多份简历中筛选出了100人面试,最终留下了曹欣倩等5个曾经的教培老师。在她看来,作为一个面向公司客户的岗位,很多时候要平衡各方需求的冲突,需要较高的沟通能力,既有亲和力也不能被带跑偏。这是她为什么在招聘时注明,“欢迎教培行业来投”。

“教培行业出来的普遍更加务实‘扛造’、有执行力。”她甚至觉得,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遭遇一个行业性的重大挫折,也不是毫无益处。

4

孙凯没有想到,他迎来的是接二连三的挫折。

2019年毕业后,他曾到一家小贷金融机构做管培生,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,公司倒闭。失业的他入职了一家线上教育公司做辅导老师。与主讲老师相比,他的工作是督促和辅导学员线下完成作业,同时维护与家长之间的关系。

“辅导工作非常繁琐,价值感和成就感要靠自己找。”他服务的用户很多来自四五线城市,这一度让孙凯认为,自己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实现教育公平。他曾和厌学的小朋友单独约定,完成作业或者学习成绩进步,他自掏腰包邮寄小礼品做奖励。他也曾耐心给家长讲述一个女孩的进步,让“觉得女孩上学不用花太多钱”的家长重视女儿。在家长续报时,他的续费率总是排在前面,他也因此得到晋升。

“双减”政策落地后,学科课程必须放到周中,他看到同行大量时间用在催学生上课,催“课程数据”,面对孩子没时间、家长想退费,又要磨破嘴皮“挽单”。这让他非常苦恼,“眼睁睁地看着你所做的事情已经弊大于利”。

他认同好未来创始人、CEO张邦鑫在线上告别会直播时的反思,“是不是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,是不是制造了焦虑,扪心自问,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。”那天是去年12月22日,一周后,大量好未来老师离开了这一行业。

孙凯在11月选择主动转型,和HR提离职时,对方十分惊讶。他所在的公司已经决定12月底将裁员,主动离职将失去一笔可观的赔偿金,“为什么不多等一个月?”他想过这个问题,“12月都裁员的时候,市场竞争压力会更大。”

研究了当时各家在线教育机构3个转型的方向,做教育硬件、素养教育,还有“出海”做面向外国人的中文教育,孙凯选择去一家在线教育公司的素养项目做互联网运营。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转型经历,并给想转型的同行提建议。很多人在评论区“接好运”。

好运并不长久。4个月后,公司发现编程、口才、美术、写字等一系列课程,除编程外,能够盈利的很少。今年春节后,这家公司对素养方向进行了裁员,孙凯又失业了,“当时对‘双减’的影响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识,后悔放弃了之前的赔偿金。”

离职后,他来到一家面向成人的在线职业教育机构“开课吧”。从今年5月底开始,这家机构深陷欠薪和裁员危机,还被爆料拖欠学员返款。6月29日,开课吧创始人、CEO方业昌发了一封致员工的内部信,他承认,公司几个月里的现金缺口都在每月一个亿左右,他通过个人信用借款、个人投资抵押和个人资产抵押等方式负债10个多亿投入到公司。

但对孙凯来说,这些钱于事无补。从4月开始,他就没有收到公司发出的薪资。他删去了社交平台上自己转型经历的分享,尽管那曾让他获得成百上千的点赞。“侧着睡总是听见什么声响,趴着睡又压着我的心脏,平躺的时候眼睛总是想睁开看着月亮。”他陷入了失眠的困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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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型的出路在哪,困扰的不只是孙凯。有人选择了暂时休息,“回家生娃带娃”。有人在家准备教师招聘考试,“考上了万事大吉,考不上就真的‘家里蹲’了。”薪资待遇是困扰他们转型的原因之一,有人抱怨,面试的公司薪资不到以前的一半,实在接受不了,“啃老本中”。

有人铤而走险做“私教”,自嘲“富贵险中求,一边焦虑一边暗爽”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”。

一位在北京的受访者透露,她所在的四五个教培老师的500人群,经常有老师发来家长带着报价的辅导需求,“从小学到高中,线上线下都有,语数外物化生各科都有”。甚至介绍人都能拿到几百元的中介费,“家长的需求非常旺盛。”

张成也还在找工作。失业半年,他一直没找到心仪的转型方向。去年年底,他所在的好未来转型,如果留下,他有机会转到素养项目,但他还是决定拿“N+1”的赔偿金走人。

他分析过几方面的原因:“经济层面,没有课时费,薪资会下降,很不划算;业务层面,换了新的部门,业务不熟悉,很多职级比我低的小伙伴已经过去把‘坑’占了,去了没有发展;大环境层面,素养教育同样在‘双减’的监管范围内。”

“我对前东家非常信任,也非常喜欢这份工作,从来没动念想要去找工作。”此前,张成连招聘软件都没有注册,结果等他离职时, BOSS直聘接受互联网安全审查,新用户无法注册,“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接触不到。”

他想投互联网大厂,有公司愿意给他机会。但“北京的业务刚招满人”,希望他能去上海。张成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年,也安了家,他拒绝了。他面试过成人教育机构,发现双方差别很大。“学科培训没有脱离线下的土壤,消费者是家长,体验者是孩子;但是成人教育纯靠在线获客,面对的也是体验者本身。”他还拒绝了一家兴趣辅导机构发出的邀请。“他们在朝阳区,主打线下门店,我觉得风险太高,不像学科培训还能转成线上。”不久,北京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反弹,这家机构被迫停课。

疫情也暂缓了张成找工作的步伐,他开始审视自己内心的变化。从二本学校毕业,进入好未来旗下的学而思培优,一路成为主管,张成靠的是“拼”。5年来,他从没有过周末,现在,行业没了,“相当于之前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,所有的行业积累都没了。”他在找工作时不太考虑那些“内卷”的公司,“我现在也有家庭,拼完之后最终还不知道是怎么样。”

在他看来,这段时间给他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孤注一掷地去做一件事,“抗风险能力啥时候都得有,要有第二职业去避险。”

新东方董宇辉的爆火让张成重新获得了某种信心,他希望这个行业的人都能像他们一样,经历了几个月的无人问津后,有一个华丽的转身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孙凯、张成为化名)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刘言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2022年07月06日 06 版 【编辑:陈文韬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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